2022年12月11日，公司总经理张荣庆出席第四届外滩金融峰会，并在峰会上做了主题演讲，全文如下：

ESG：从价值观投资到价值投资

文 | 张荣庆

国内ESG发展面临新机遇

        新冠疫情以后，公众更加关注健康、环境和社会发展的议题。以ESG为代表的绿色投资带来的绿色经济复苏，已经成为全球共识。国内外投资者也越来越重视社会责任投资。

        政策层面，以绿色为底色的高质量发展将助力ESG投资的市场环境。二十大报告对“绿色发展”、“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”做了专门阐述，要求推进生态优先、绿色低碳发展。践行绿色发展理念，实现碳中和、碳达峰已经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。ESG理念与政策要求高度契合，为疫后加大ESG投资创造了良好的市场氛围。

        需求层面，绿色金融实践是助力绿色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。绿色低碳发展将对我国经济增长模式产生积极、深远的影响。由于我国经济结构以第二产业为主、能源消费结构以化石能源为主，相较其他国家，我国更可能在低碳转型中获得长期增长的新动力。世界银行数据显示，中国在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中占比1/3。从这个层面看，中国加快向低碳经济转型，对实现全球气候目标至关重要。

        ESG相关投资的需求量巨大。据测算，为实现碳中和、碳达峰目标，未来30年我国将需要百万亿级别的新增投资。这样大规模的绿色投资，仅依靠政府投入和企业自身积累远远不足，必须依靠社会资本全力推动，这给绿色金融带来了巨大的发展动力。从企业层面看，过去定期的披露财务报告，只是反映出企业的经营状况，相对缺乏温度；而ESG报告可以更加立体、全面地反映企业形象，提升企业美誉度和资本市场信誉度。虽然短期来看，ESG可能会增加投入，增加成本；但长期来看，ESG能全方位地帮助企业防范风险，提升竞争优势，也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做大、做优、做强的有力工具。

        经济层面，ESG已经从价值观投资转变为价值投资。ESG最初是价值观的驱动，即遵循出资人的价值理念进行投资。但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下提出的双碳战略，使可再生能源成本通过科技进步大幅下降，投资绿色产业呈现出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。由此，践行ESG理念成为经济社会中的广泛共识，这也开辟出新的市场空间，进一步促成了ESG投资从价值观投资到价值投资的转变。

        我认为ESG投资传递出三个理念：一是作为基础的价值观投资；二是作为风险评价体系。因为PE机构如果继续投资存量高碳产业，其面临的产业结构调整风险将会进一步加大。同时，ESG还可以作为计量测算工具。双碳战略下，需要对碳排放权的分配、碳价格的波动以及绿色技术带来的成本变化因素进行审慎测算，而ESG为其提供了测量工具。三是从本质上看，ESG还是基于价值观的投资，目前是在价值观和经济性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，最终反映的是投资者的价值观和价值判断。

ESG在国内的落地生根

        中国ESG投资方式虽然出现较晚，但发展非常迅速，这与中国传统文化有一定相关性。所谓“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”，其中的“道”就有道德含义。ESG投资可以促进环境保护，承担社会责任，规范公司投资理念，很容易引发共鸣。

       首先，中国ESG框架体系迅速形成。2018年中国基金业协会发布《绿色投资指引（试行）》。2022年以来，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规定：4月，证监会首次将ESG纳入投资者关系的沟通内容中；5月，国资委指出要在2023年实现全部央企控股企业披露ESG专项报告。总体来看，相关监管政策和披露指引出台速度不断加快，具体要求也在不断细化，显示出管理层正在加快推动绿色发展和ESG实践。

        从企业层面看，随着各利益方对气候问题的关注以及国家政策的指引，企业对ESG日益重视并逐渐参与实践。2021年，A股上市公司中29%企业发布了年度ESG报告，沪深 300 公司的 ESG 披露比例已经高达 90%。从中介机构层面看，信息披露服务商、评级机构、数据服务商、认证服务商、咨询顾问公司等专业服务机构飞速发展。

        第二，ESG投资规模不断增长。以绿色为主题或践行ESG理念的基金发展非常迅猛，为企业长期发展提供资金支持。据中基协统计，截至2022年6月末，具有绿色、可持续、ESG投资方向的公私募基金达到1178只，合计规模8800多亿，比2020年增长34%，增长非常迅猛。

        但ESG发展仍面临不少挑战。

        一是ESG总体发展不够平衡。目前国内绿色金融主要靠债券性融资驱动，债权性融资占比90%以上，股权投资和权益性投资不足。据波士顿统计，截至2022年底，国内政府性绿色产业基金和投资于ESG的市场化私募股权，规模合计约4900亿，同期国内私募资管规模12.8万亿，ESG占比只有3.8%。而根据全球可持续投资联盟统计，2020年底全球可持续性投资管理的资产规模约35万亿美金，占全球受托管理资产总规模的比重超过1/3。国内外差距悬殊，我国在ESG领域仍有很大发展潜力。

        二是ESG投资发展环境亟待改善。比如ESG信息披露缺乏强制性标准。企业参与积极性也受到多种因素影响，对ESG认知仍存在不确定性。对此要进一步降低过程成本，让企业感受到ESG投资会更容易募资、更容易获得资本市场认可，从而形成正向价值驱动。

        三是ESG评价标准需要逐步趋同。目前各国ESG评价方法、口径、覆盖范围差异悬殊，国际评级标准并不能完全适应我国国情，需要形成普遍适用的、更加客观、科学、合理的评价体系。

ESG投资进一步发展对策

        ESG是非常浩大的系统工程，涉及政府引导、理念普及、制度建设、市场建设、机制完善等诸多方面；它也是个一个生态体系，涉及监管部门、投资人、被投资企业和市场中介等多个主体。关于ESG投资进一步发展，提以下几方面建议。

        第一，更好发挥政府层面对ESG实践的导向性。因为从顶层设计到基层实践，从市场基础设施完善到ESG体系的全面发展，都离不开政府部门的强有力推动。监管部门应该制定ESG信息发布规则，定出时间表和线路图。香港2019年已经出台ESG强制披露要求，中国可以参照香港模式尽早强制要求上市公司公开ESG报告，这将会非常有效。目前上市公司的ESG报告质量好于非上市公司、央企好于民企，这都与证监会、国资委的相关要求密切相关。短期内，建议要求上市公司强制披露报告；也可以分阶段推进，按照由大型企业向中小型企业、由国有企业向非国有企业、由污染企业向其他行业、由已上市向未上市拓展。但应该形成时间表，给企业预期和准备。

        第二，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ESG框架标准。经过几年培育，各中介机构已经对ESG进行了相关探索，并形成了一定基础。一方面，建议自上而下引导，由国家建立牵头部门，统一大的框架和数据披露格式，并辅之以相关的立法和监督机制。另一方面，形成自下而上的实践迭代机制。因为大框架形成以后，各行业仍有自身的特征，需要不断探索标准和披露颗粒度，逐渐形成自身的体系。建议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互动，最终形成适合中国国情的框架体系。

        第三，碳价是ESG价值实现的关键驱动因素。价格发现机制对低碳转型、绿色发展意义重大。纠正经济外部性的方法通常是政府管制和经济激励，其中排放收费和排放交易是经济激励的重要手段。针对排放带来环境污染和全球变暖，如果能通过碳排放交易体系对其进行合理定价，就可以提高化石能源消费的成本，推动低碳替代能源的使用。目前尽管碳市场已经初步形成，但其作用还没有完全发挥，价值还没有得到充分实现，这一点十分关键。

        第四，投资者要发挥积极股东作用，引导被投资企业的ESG实践。投资者要从考察企业的ESG情况，进一步延伸到督促企业践行ESG理念，从而更广泛地动员社会力量参与ESG。如果12.8万亿资金中有1/3投向ESG，将产生巨大话语权。从这个角度看，投资者可以更积极主动地帮助企业完善公司治理、运作好ESG实践，目前已经出现这种趋势。全球规模最大的主权基金挪威政府全球养老基金宣布：到2050年将实现全部被投企业净零排放。因此新的一年，投资者势必会加速向净零排放目标迈进。产业链核心企业在制定净零目标后，会对上下游企业产生严格的排放要求。比如苹果的净零目标是：2030年实现包括产品在内的全部碳足迹实现碳中和，这将对上下游配套企业产生足够影响。

        第五，大力发展ESG第三方中介机构服务体系。ESG规模扩大势必会驱动ESG评级机构的快速发展。通过不同机构、特别是中介机构的相互合作，可以推动我国ESG评级体系的完善，包括评价体系、风险管理等。另一方面，国家绿色发展基金也初步形成了较为完善的ESG全流程整合体系，即建立一套管理体系、一张负面清单和一份ESG报告。未来计划是每年发布一份ESG报告，从国家级基金层面推动ESG的践行。

       ESG是长期主义、是价值投资、也是美好的未来。我们有信心、有耐心、也有决心，助力从价值观的投资转向价值投资，持续助力ESG的发展。